天合率先建“光伏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P6）[12]在笔者看来，上述论断只是从纯逻辑的层面推理而得出的，它并不符合中国立法运作的现实。

司法方法的特征在于规范分析和价值分析，目前许多立法具有司法手段的特征。2007年12月2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受国务院的委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作了说明。

……本司法解释充分吸纳了各地法院赔偿委员会积累的办案经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实践中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实际上，该司法解释虽然颁布于《证券法》第二次修订后，其起草工作早在2001年5月即已开始，经过了深入调研、充分讨论和反复论证。2011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3次会议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7}（P505）有学者由此总结法律不宜太细政策存在的理由是鉴于各地情况的复杂多样，法律只解决原则性问题，具体问题则留待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解决。[16] 三、结语 在我国，司法解释制度一方面具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17]另一方面，其具体实施多年来引发了诸多批评。

如《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施行，但该法没有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问题进行规定。这导致的后果即包括，在立法机关有能力有条件对某些司法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规制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依然未能被立法及时解决，从而人为制造司法解释存在的空间。而且，从西方世界的法学发展来看，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一国对他国的选定模仿的情形。

而张季忻在上述译著《译者序》中也曾提到，施塔姆勒是世界的有名法律哲学家。另一方面，它要寻求自身的存在，必须张扬自己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从而时常不得不努力避开对民族国家的迫切要求的附和与服从。总而言之，当时状况便是法学上的西学东渐。当然，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因此，我们可以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部分地看成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的历史延续。9 当然，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在初期阶段就有着拥护者。

其实，从广义的近现代世界法学来看，不仅中国存在这样的情形，而且西方内部也存在这样的情形。有了观念之后，人才能够超越经验而信念之。40 见丘汉平《舒丹木拉法律哲学述要》（同注15引书，第170页）。然而，就中国情况而言，吴经熊好像是有所保留的。

端木恺提到，相对西方法学，《法学论丛》中的立场、方法和主张，实有不可不研究的价值37。这一职业阶层出现的特点之一，就是法学家与法律家的作用搭配甚至角色混同。从历史资料看，民国时期法学学者参阅西方诸如威格摩尔等人的原文著述从而确定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学术运作，并非是少见的。不难理解，通过西方学者来了解西方学者的重要，是学术上简便快捷的方法，而又被许多中国学人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准确操作。

1930年，孙渠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吴经熊的主要法学理论之一法律的三度论是对社会法学、分析法学、历史法学的超越36。当存在一物、出现一事的时候，人才可以对之加以经验而知之。

而面对日常法律问题，法律职业阶层，是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提出解决方案的，是要提出自己推理论说的，进而言之，也是需要法学家和法律家的相互合作的，而且需要表征法学家和法律家相互合作带来的合而为一性质的法学权威的生产，从而促使法言法语深入展开。这对其时的近现代中国是如此，对较早时期的西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28 见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51 转引自雷曼（Mathias Reimann）《历史学派反对法典编纂》（‘The Historical School Against Codification: Savigny, Carter and the Defeat of the New York Civil Cod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7 (1989)），p. 103。丘汉平在文章的末尾专门这样说到：不仅仅是我个人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就是当代的比较法大儒韦克摩（即本文提到的威格摩尔）教授也介绍这书是梅因（Maine）《古代法》以后的唯一巨著。34 马军：《西文汉学旧籍简介（二）》，《史林》2001年第3期，第110页。但是，随着当时英国重要法律学者布莱斯（James Bryce）和著名法律历史学者梅因的批评，以及后来其他学者比如戴雪的不断纠正讨论，当然还有诸如密尔（John S. Mill）一类学者不断的重视探讨，分析法学的理论至20世纪初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拥护，开始成为了一种重要法学权威的象征。我们其次可以注意近代英国分析法学的境遇。

因为，今天的法律职业内部分工更为清晰、更为明确，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更多以及更为明显的法律职业内部角色，比如较为纯粹的法官、法学教员、律师等。然而，在西方法学界，有人已经通过学者个案探讨过类似的问题。

31 端木恺：《中国新分析派法学简述》，同注1引书，第232页。41 见同注28引书，第138页。

比如，1920年代至1930年代，燕树棠在讨论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郑保华在讨论法律演化时，以及张志让、朱显祯、萧邦承当然还有其他学者在讨论其他法学问题时，都对西方这些重要学说进行了批判。当批判时常得以集中的时候，权威也就可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确立并且逐步巩固。

29 霍姆斯对吴的回应，见氏著《致吴博士》（Justice Holmes to Doctor Wu: an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1921-1932. New York: Central Book Co., 1947）。第三，即便是在学术上是初来乍到，只要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而且相形之下具有更多的道理成分以及论理实力，那么，其本身就拥有了予以‘重要认定的资格。此外，1935年，吴经熊将霍姆斯写给自己的书信刊载在自己编辑的《天下月刊》。拥护者的存在，恰是萨维尼遭遇批判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吴经熊想要努力协调作为西方象征意义的霍姆斯与施塔姆勒之间的法律思考，与此相对，被协调的西方对象也在反协调，试图征服、推翻作为中国象征意义的吴氏思考。

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特别是激烈的政治、经济还有文化上的竞争交往，以及有时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尖锐斗争对立，如何促使本国迅速步入现代化进而富国强兵成为了首要的现代性问题。13 The 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various autho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4 见方孝岳《序》（方孝岳编译、陶孟和校《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上编、下编，曾尔恕、陈敬刚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0页）。

举凡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著述总会列出相关西文文献。32 这里虽然明显地指示了西方重要法学理论可以在巨儒硕学中加以确定，但是，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对学理进行探讨，那么，探讨的过程也就不仅仅是学习——面朝西方跟随西方的学习，其中另外还要包括辩驳，包括和西方巨儒硕学的理论相互对话，否则是无法获得真谛的。

所以讲到这位德国学者并且将其书信全文附上，是因为这位德国学者读到吴经熊评论霍姆斯法律哲学的德文文本，对吴经熊表现出了高度赞许。在这篇翻译论文中，我们可以读到，1928年狄骥的去世是法律科学之一大损失，狄骥必为现代法律思想之重要关键。6 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第23页。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是指其时一批法学作者并不特别在意西方法学的权威意义。

施塔姆勒曾经针对某些吴氏的某些想法委婉地表达过：吴氏是否正确也许是个另外问题，但是应当予以同情的理解30。加上黑格尔、费尔巴哈、海涅在柏林大学这一当时德国学术中心不断指责萨维尼的反理性和神秘主义，以及原来倡导自然法学的蒂保追随者不断反击萨维尼的理论，历史法学，在稍后才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拥护，其权威在1840年代至1860年代9才得以最终巩固，耶林才在1861年提到萨维尼已被视为德国法学最为闪耀之星。

17 这些看法，对方孝岳来说很难认为没有影响。在此，重要的是要挖掘一个新颖的视角，也即不断地从一国到他国地巡回观察的视角，而不是仅仅固守一个传统的视角，也即只是持续地从中国到西方地直线观察的视角。

刘星先生的大作正是如此一种立场、意识的精妙应用,他以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为个案概念,通过知识社会学分析,对一直以来有关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不过是西学东渐的主导观点作出了有效批驳。1820年，英格兰的一位学者厄文（David Irving）来到德国研究法律资料，1823年他提到萨维尼的著作是当时最为值得注意的学术著述之一。